政府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为企业“走出去”松绑

　　自由活跃的国际投资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，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上个世纪80年代后，跨国投资迅猛发展，产业转移如火如荼，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。

　　2013年12月3日，第五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在京召开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上表示，我国对外投资取得了长足的进展，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初级阶段。我国政府将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，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，加快推进以核准制逐步向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变，规范审批方式，减少审批环节，缩短审批时间，为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松绑。预计今后五年，我国对外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。

　　我国成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

　　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背景下，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经济增长点，吸引中国投资成为许多国家首要考虑的目标。同时，我国将“引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更好结合，以开放促改革，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。

　　实际上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，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把跨国并购作为“走出去”的重要途径。特别是进入21世纪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开始快速增长。2009年至2011年，我国跨国并购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约占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40%。其中，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87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7.6%，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，仅次于美国和日本。

　　据介绍，截至2012年底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存量达到5230亿美元，是10年前2002年底的17.8倍，年均增长33%，境外总资产超过2.3万亿美元，分布在世界179个国家和地区。2013年1~10月，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417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，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9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0%。

　　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，我国对外投资特点正在发生着改变。一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展。我国企业在保持传统能源矿产行业大规模投资的同时，先进制造业和服务领域的投资明显加快。第二，投资范围不断扩大。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，约80%集中在大约40个重点国家。第三，投资方式日趋多元化。我国企业越来越多采用股权投资、基金投资、资本市场收购、BOT、PPP等多种投资方式开展境外投资。

　　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认为，现在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后，在投资选择上更加务实，进入到更加理性化的阶段。而且，投资主体不再以国有企业为主，更多的是民营企业来完成。

　　对外投资将会超过吸引外资

　　当前，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面临着机遇。一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“双增长”格局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需求增长的主导力量，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的打击，对外来投资寄予厚望，为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二是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内生动力强劲。经济发展对能源构成巨大的消费需求，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企业扩大投资并购。企业“走出去”可有效减少外汇流入压力，减少因贸易盈余大幅增加带来的通胀、金融压力以及双边经贸摩擦。三是“走出去”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不仅是央企，我国一些民营企业也具备了跨国经营的能力和水平。

　　中国贸易促进会2012年发布的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及经营状况调查报告》显示，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的主要动机是“获取国际知名品牌”和“寻求市场机会”。

　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指出，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速放缓。受此影响，企业跨国投资的意愿和能力有所下降，全球投资的资金趋紧，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投资的风险加大，投资和贸易的限制性措施明显增多，保护主义抬头。

　　《中国海外投资国家投资评级》分析，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，虽然发达经济体经济基础较好，政治风险较低，但债务水平普遍较高，未来将陷入长期低水平增长。因此，是我国海外投资的较好时机。而新兴经济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，偿还债务能力分化较大，但与我国关系一般比较好。目前，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存量比较大。

　　今后，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势头仍然会持续，也许用不了很长时间，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就会超过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。而且，随着并购规模的扩大，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逐步从资源类项目向先进技术类行业转变，技术获取型并购增多。据商务部介绍，2013年前7个月，我国近九成的海外投资流向了商务服务业、采矿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建筑业和制造业五大门类。其中，对建筑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、采矿业的投资成倍高速增长。

　　“走出去”质量水平较低

　　不可否认，尽管海外并购能带来技术、渠道、市场和品牌，但还有各种不确定性风险，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面临着挑战。一是“走出去”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，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，部分国家投资保护主义抬头，境外安全形势更加严峻。

　　2013年11月18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海外投资国家投资评级》显示，通过考察经济基础、政治风险、社会弹性、偿债能力和对华关系等五大指标，发达国家的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。其中，德国各方面表现出色，排在第一位，而蒙古国、安哥拉和苏丹被评为风险最高的国家，排位居后。

　　二是“中国因素”引发了一些问题。例如经贸问题政治化，以及企业与当地融合过程中引发的社会问题。比如，出于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的理由，我国企业在美国的活动多次受挫。三是企业自身不足影响“走出去”可持续发展。企业缺乏“走出去”的系统规划，对当地市场环境、法律政策了解不够，公司内部管理滞后，风险防范能力不强，危机公关能力欠缺等。四是我国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仍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。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促进体系、服务保障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尚在完善，企业投资自主权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等。

　　实际上，目前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的质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。据统计，在过去20年，全球大型企业并购或兼并事件中，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仅占50%，而我国企业有67%的海外并购失败。其中，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项目受阻，主要是由于资金周转、市场行情不如预期等因素，但也存在政治因素干扰和我国企业自身对当地市场“理解不够”等原因。一方面，我国企业要真正尊重当地法律、文化乃至工人的工作、生活习惯，更要避免出现因环保评估不过关而出现的损失。另一方面，我国政府部门应为企业“走出去”提供指导意见和投资预警等，一旦投资项目遭遇政治阻扰，应做好沟通协调工作，尽量不让企业遭受损失。

　　专家呼吁，国际社会应打破不合理的投资壁垒，公平依法对待中国投资，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。同时，世界各国要共同努力，争取构建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，为跨国投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，进而实现互利共赢。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转型，以及外储保值增值的压力逐渐加大，企业“走出去”的好处和必要性日益凸显。

　　但我国要为企业对外投资铺平发展道路，在政策方面，需要有针对性地在投资和融资平台的建设上做“加法”，在税收方面做“减法”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，未来，我国将通过四种方式继续支持我国对外投资，一是建立健全多双边投资贸易合作机制，二是健全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建设;三是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境外投资主体地位，减少行政审批;四是进一步加强信息、中介服务，建立对外投资的信息服务平台。